信息来源: 时间:2025-07-29 14:34:00
从“边缘”到“中心”的海洋逆袭史诗
——评《厦门与海》
叶细致

闽南的海风里,总带着咸腥的历史记忆。唐宋时,“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盛景属于泉州,“海舶鳞集、商贾咸聚”的繁华归于漳州,而厦门,不过是闽南海岸线上一个被潮水反复冲刷的边陲小岛。然而,历史的浪潮从不固定流向,这座曾被称为“嘉禾屿”的弹丸之地,却在明清以降的四百年间,完成了一场从“边缘”到“中心”的惊人蜕变。
《厦门与海》丛书以宏阔的学术视野,揭示了这一蜕变的深层逻辑——海洋文明的自反性。厦门的崛起并非简单的线性发展,而是每一次历史转折点上的主动调适与创新,使其在军事、经济、文化三个维度上不断重构自身定位。从郑成功的海权帝国到施琅的海疆治理,从被迫开埠的阵痛到主动开放的腾飞,厦门的历史恰是一部边缘者如何利用海洋的流动性改写自身命运的史诗。
郑成功时期:
从边陲小岛到贸易枢纽
1655年,郑成功在厦门设立思明州,这座岛屿首次被赋予政治身份。但郑氏政权对厦门的真正意义,在于它构建了一个军事-商业复合体,使厦门从地理边缘跃升为东亚海洋贸易网络的枢纽。《厦门与海》收录的《郑氏集团的“山海五路”图》显示,其船队北至日本长崎,南抵巴达维亚(今雅加达),形成了一张跨越东海与南海的庞大商业网络。
郑成功的“山海五商”制度,将军事需求与商业运作紧密结合——“以海权护商路,以商贸养兵备”。这一制度不仅确保了抗清战争的物资供应,更塑造了厦门早期的海洋商业文化基因。值得注意的是,郑氏政权并非传统意义上的陆地王朝,而是一个流动的海上政权,它的统治逻辑不是固守疆土,而是控制航线与贸易节点。这种“去中心化”的治理模式,使厦门成为早期全球化的参与者,而非被动接受者。
从文化研究视角看,郑氏时代的厦门已呈现出混杂性特征:闽南传统的宗族社会与海洋商贸的契约精神并存,军事纪律与商业自由相互制衡。这种混杂性,立足海洋,建设强大的海上武装力量、发展内外贸易、富国强兵、维护海权的思想和经验,使厦门在后续的历史转型中展现出惊人的适应力。
清廷治理期:
从军事要塞到双港核心
1684年,施琅平定台湾,清廷在厦门设立闽海关,正式将其纳入帝国海疆体系。表面上看,这是中央政权对边缘地区的收编,但《厦门与海》所引的《台厦兵备道档案》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现象:厦门并未因政治统一而衰落,反而因制度创新而繁荣。
清政府指定厦门为对台交通唯一正口,两岸贸易唯一口岸,使其迅速取代泉州、漳州的传统地位。厦门的“郊行”(贸易商帮)垄断了台海航线,形成“厦门-鹿耳门”两门对渡的双港模式。这一时期的厦门,既是军事要塞,也是商业枢纽,呈现出“国家权力与民间资本共生”的独特生态。
从后殖民理论看,清廷的海洋政策并非单纯的压制,而是“治理术”的体现——通过控制关键节点(如海关、港口)来管理流动的海洋经济。厦门在这一体系中,既是帝国海疆的“守门人”,又是民间海洋活动的“受益者”。这种双重身份,使其在“国家-社会”的张力中找到优越的生存空间。
开埠转型期:
从被动通商到文化桥梁
1843年,厦门作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被迫开放,西方势力涌入鼓浪屿,领事馆、洋行与教堂拔地而起。传统叙事常将此视为“殖民创伤”,但《厦门与海》通过对比开埠前后的城市空间变化,提出了更复杂的解读:厦门在被动开放中,成为中国联系东南亚的中心港口,推动着厦门引领闽南文化向现代主动转型。
华侨的“侨批”成为关键变量。据统计,19世纪末,厦门侨汇占全国总量的三分之一,这些资金不仅支撑了本土经济,更催生实业与教育救国,共同建设现代城市。港口码头、电灯电话、学校医院等公共项目,一应俱全。以华侨为主体的鼓浪屿国际社区,陈嘉庚创办的集美学村、厦门大学,则标志着“教育现代化”的本土化实践,西方知识体系被纳入闽南文化框架。厦门既是被动的“通商口岸”,亦是主动的“文化桥梁”,厦门现代化城市初具雏形。
1980年,厦门成为中国首批经济特区之一,鹭岛迎来第二次“开海”。厦漳泉共舞,闽南向海图强。从漳泉的“海丝”遗韵,到厦门的“海洋强市”,闽南文化的海洋基因,最终在此凝成一体。而厦门则高擎开放之炬,勇立潮头、勇毅前行,才有今日厦门的国际化、现代化、高素质、高颜值,才造就厦门人开放包容的性格和海纳百川的气度。
“层累式”蜕变:
在流动中重新定义自我
厦门的历史,是一部“边缘者的逆袭史诗”。它告诉我们:在海洋文明的坐标系中,中心与边缘并非固定,而是流动的。它不同于深圳的“突变式”发展,厦门展现的是“层累式”文明演进——郑成功的海权意识、施琅的治理智慧、陈嘉庚的教育理想、特区建设者的开放精神,如同地质沉积般层层叠加。
《厦门与海》给予读者的启示或许是:真正的海洋城市,从不受限于地理边界,而是不断重新定义自己的角色。《厦门与海》丛书的编撰,正是为了解码这座海洋城市的精神基因,在历史纵深中寻找当代发展的启示。这套丛书通过梳理厦门从海边小岛到区域中心的六百年历程,揭示了一个深刻命题:海洋文明的生命力在于其开放性与自反性——它既塑造城市,又被城市重塑。
这套丛书的现实意义,恰如厦门大学教授林仁川所言:“当我们站在民族复兴的桅杆上眺望时,需要的不仅是乘风破浪的勇气,更需要读懂潮汐规律的智慧。”《厦门与海》正是这样一部潮汐志——它记录的不只是城市的荣光,更是一个民族向海图强的象征。从古泉漳到今厦门,这条蜿蜒的海岸线上,始终跃动着中华文明拥抱蔚蓝的永恒渴望。
(文字来源:厦门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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